在中国，“单位”作为一种正规组织形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构成方式，在城镇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行政管理和资源分配的功能使单位及单位所属成员获得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归类”，它不仅促成社会成员的社会整合，也同时产生社会成员的分化。有学者指出，前者是单位组织的制度化目标，后者则是单位制度化的“意外后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中国“单位”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变革，是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事业本身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我个人对“单位制”研究成果的有限了解，我以为真正对中国“单位”的社会学系统研究最早是从西方学者开始的。然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内外社会学研究领域里，学者们对中国“单位”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探索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具有经验主义特色的成果多数采取了一种以“个案研究”（Casestudy）为主导的方法；而在那些规范的理论研究著述中，则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可称为“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analysis）的取向。社会学领域中“单位”研究热的兴起，可以说反映了学者们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实践和意识形态取向变迁的理论关注，而推进“单位”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在理论上加强阐释的深度，在方法上增强规范性也自然成为学者们奉行的一个准则。
近期出版的由杨晓民、周翼虎两位撰写、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单位制度》一书是我读到的最新一本有关中国“单位”研究的著述，作者在概念和理论上对“单位”研究做了很多社会学家目前尚未做的大胆尝试，比如力求建立“制度社会学”的总体研究框架，引入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并发展出“单位”研究的一种经济学研究取向。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那样，“制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单位是一个具体的组织形式”，因此，将“制度”的总体描述和“单位”的个案研究二者结合，就成为作者在书中努力推进社会学整体性的研究的一个考虑。作者在界定出有关单位组织的类别、性质和功能后，试图借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对我国单位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尽管作者并不肯定这种研究目标是否能实现，但是作为“单位”研究的一次颇具学术雄心的努力，两位作者在《中国单位制度》一书中的自由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在书中，作者提出或注意到了很多“单位”制度的根本现象及病症，如在单位体制内生成的派系结构（作者认为这恰好与单位制度基于整合目标的规范结构相对立）及其制度化后果——平均主义分配机制的强化和体制内腐败现象的生成，而这些绕有趣味的话题其实过去也一直是有关“单位”的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层面。几年前，张静博士从一家国企职工代表大会的个案研究入手，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洞察视野，客观地指出了在“政行合一”的体制下，“单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集体主义的“权威”特征，同时带来制度化组织对个人身份及资源的“控制”后果。在考察“单位”的制度变迁这一带有宏观意义的理论问题时，作者在书中引入了中央电视台这一“巨型个案”，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以统计资料来说明“单位”制度的变迁原因和新的组织形式生成，这一切入点立意是不错的，尤其是作者以参与式的观察和文字及统计资料，从客观上加强了单位研究的实证意义，也使读者认识到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带有“父爱主义”色彩的单位制度，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改革的必然性。不过，遗憾的是在这部分的论述中，作者未能有效地将社会学概念和书中提出的“制度社会学”理论框架溶入到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当中去，给人造成了一种事实材料的堆积多于对事实材料的阐释的印象。
在对单位制度变迁的阐述中，作者注意到了目前改革的一个主要层面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单位制度所具有的福利特征，而变革平均主义的分配取向和体制内的身份刚性结构，是使企事业单位从传统的“单位办社会”的困难中解脱出来的必由之路。作为国家或政府的一种派出形式，全民企事业单位的“福利系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资源再分配的一种保障就业者生活的有效途径，而带来的资本不足的低效率再生产方式又使“单位”对国家产生制度依赖，从而降低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也使政企不分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阻碍。在书中作者十分关注在经济学层面对单位制度的分析，而不经意地忽视了单位社会福利体制所具有的政治涵意。尽管作者强调了伦理上的因素，但他们基本上未能从社会学意义上解释低工资高福利所带来的政治稳定背后的制度原因。单位制的“职业福利”，其特别之处一方面在于这种福利资源供给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意识形态影响下，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城乡居民的“二元福利结构”得以形成，国家对单位职工的福利供给体现了强烈的“家长制”色彩。按照沃尔德（wa1derA．）的话说，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所形成的权威主义后果，不仅强化了政府对民众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也固化了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集体式福利分配体制，使职工对单位经济上的依赖增强。因此，从制度的取向研究“单位”的结构化过程及未来制度创新，对单位福利的必要剖析是不可回避的一种研究路径，这也是理解“单位”权威与控制的制度化组织形式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重要思考维度在《中国单位制度》一书中没有引起两位作者的足够重视，这同本书提出的建立制度社会学总体分析框架这一目标尚存在差距。
由于研究主题和内容颇为庞杂，作者如能加强对既有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国外的单位研究文献）的检视，《中国单位制度》一书在理论体系上的梳理就会更为细致。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论断，可惜未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考察。不过，作为“单位”研究的一次学术尝试，两位作者在《中国单位制度》一书中提出的一些研究取向（如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和具体方法（多个案研究）是一个好的开端；作者虽然未能建构出清晰的制度社会学理论框架，但就“单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路向所做的讨论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单位”制度研究的一个意义在于，它使人们在认识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变迁事实的情境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须具备的经济伦理和制度文化。作者在书中体现出的问题意识，也许可以引发今后在这一领域内学术探讨的新话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
